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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声音不大，却像根冰锥子，直直地戳进我心里。我堂哥，张大军，就住隔壁院。我甚至能想象到，我大伯和大娘这会儿肯定又躲在家里，电视也不敢开大声，生怕这点“家丑”传得更远。在咱这片黑土地上，“说媳妇”这三个字，早就变了味儿。它不再是我爹我妈那会儿，两床被子并一坑就能过日子的简单事，也不是媒人上门说合、父母点头就能定的缘分。它现在，更像一场押上了全家老小一辈子心血、甚至未来几十年命运的“终极考核”，过关了，扬眉吐气，全家跟着脸上有光；卡住了，爹妈在村里都直不起腰，小伙自己也就成了别人嘴里“没出息”的代表。

　　现在的行情，早就水涨船高，涨到让人眼晕。标准配置明明白白，叫做“三金一冒烟，县里必须有间房”。“一冒烟”指的是小汽车，还不能是三五万的那种，起码得十万往上，牌子得响亮点，开回村里得有面儿。你要开个便宜车，女方那边的话可不好听：“哎呦，这还没过门呢就开这破车，以后日子可咋过？”“三金”好理解，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，现在还得再加个“一银”或者钻戒，这一套下来，没个四五万出不了金店的门。但这些，在“县里那间房”面前，都是小头。

　　老两口一咬牙，把存在农村信用社的三十万定期全取了出来，那是他们预备养老和应对大病的钱。又豁出老脸，把亲戚朋友借了个遍，凑了二十万。总共五十万，在县城边上贷款买了套九十平的二手房，简单刷了墙，买了最便宜的组合家具和必备电器，这就花了将近四十万。剩下十万，买了辆二手国产车，付了彩礼的定金。相亲见了几个姑娘，一听是贷款买房，还是二手的，装修也简单，有两个当时脸色就不好看，吃完饭就没下文了。唯一一个愿意继续了解的，又提出婚礼要在县里好一点的酒店办，彩礼要按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的最高规格。

　　大伯算了算账，至少还得再准备十五万。他去哪儿弄这十五万？只能再去借。可亲戚朋友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前一次的二十万还没还，再开口，难了。那段时间，大伯的头发白了快一半，见人就递烟，话里话外都是想借钱。大娘则整天唉声叹气，在村里走路都贴着墙根。大军自己也憋屈，在工地上干活更玩命了，可挣得再多，也赶不上这花钱的速度。这门亲事，最后因为实在凑不齐女方要求的“酒店婚礼”钱，又黄了。现在那套县城的房子空着，大军偶尔回去住，每月还要还两千多的贷款。那辆二手车，也停在院里落灰。这场为了“说媳妇”而发起的冲锋，在第一道关卡——房子和车这里，就几乎耗尽了全家所有的弹药，结局却是连对方的阵地都没摸着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城里待上几年，她们的眼界和心思就变了。她们习惯了城市的节奏和便利，见识了城市女孩的生活，再让她们回到农村，嫁给一个可能连县城都没怎么去过的农村小伙，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、家长里短的日子，很多人从心底里是拒绝的。她们婚姻的选择范围，早就跳出了村庄，甚至跳出了县城。在城里打工时认识的同事、朋友，或者经人介绍认识的同样是进城务工、但条件稍好的男青年，往往是她们更优先考虑的对象。哪怕对方也是在城里租房，但只要两个人一起奋斗，将来有希望在城里立足，这日子就有盼头。

　　而那些家庭条件一般、小伙子自身也不太会说话、在城里打工也没混出个名堂的，就像集市上品相不好的货物，连被仔细挑选的资格都没有。媒人可能象征性地带他去见一两次面，之后便不会再联系他。我堂哥大军在买了那套二手房后，也相过几次亲，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。姑娘在县里一家服装店卖衣服，见面时一直低头玩手机，问一句答一句。当大军老实说房子是贷款买的，还有二十多年要还时，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。临走时，姑娘说了句：“我爸妈希望我找个负担轻点的。”后来从媒人那里听说，那姑娘最后选择了一个在县里开挖掘机的小伙，人家家里虽然也没在县城全款买房，但小伙自己一个月能挣一万多，而且“会来事”，第一次见面就给姑娘买了部新手机。

　　很多小伙，初中或高中毕业后，也跟着村里人出去打工。他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、物流仓库、工厂车间里挥洒汗水。城市的光怪陆离，让他们开了眼界，也悄悄改变了他们的心气。他们觉得，城里人的生活才是“人过的日子”，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、各种新鲜玩意儿。再回头看家乡的土路、平房和一眼望到头的庄稼地，心里便生出了抵触。他们暗暗发誓，要在城里混出个样来，娶个城里媳妇，哪怕是个条件一般的城里姑娘，也算是在城里扎根了。可现实是冰冷的。没有高学历，没有特殊技能，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最基础、最辛苦的体力劳动。工作不稳定，收入天花板触手可及，租房吃饭去掉一大半，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。城里的房价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。他们成了飘在城市的“浮萍”，既融不进城市的繁华，又无法再安心回归土地的质朴。

　　我邻居家有个儿子，叫小斌，就是这样的典型。他比我堂哥大军小几岁，今年三十。高中毕业去南方打工，在厂里干了几年，嫌累，回来了。回来后在县里学过理发，觉得受气；去送过外卖，嫌风吹日晒。最后干脆回家待着，每天睡到中午，下午要么去打麻将，要么骑着摩托车在村里瞎转。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说他，他就摔门进屋，或者好几天不回家。他爸没办法，托人在镇上的粮库给他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，干了不到一个月，又嫌扛麻袋太累，不去了。相亲相了无数次，每次都是无疾而终。后来，连媒人都不愿意登他家的门了。现在，小斌成了村里“反面教材”，谁家教育孩子，都会说：“你要不好好上学，将来就跟老刘家小斌一样！”

　　对于女方家庭来说，嫁女儿成了一次重要的家庭决策，决策的核心是“避险”和“增值”。把女儿嫁到县城有房的家庭，意味着女儿将来可以享受更便利的生活条件，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医疗也有保障。高额的彩礼，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一种“保障金”或“补偿金”——保障女儿未来生活万一出现变故时有个底，补偿父母养育女儿二十多年的付出。尤其是在很多农村地区，养老依然主要依靠儿子，女儿出嫁后对娘家的经济支持有限，彩礼在某种程度上，也被看作是女儿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次性“兑付”。因此，彩礼要得越高，似乎越能体现女儿的价值，也越能为娘家“挣来面子”。而对于男方家庭来说，娶媳妇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“家族翻身仗”。倾尽所有，甚至债台高筑，为儿子在县城买房、买车、付高额彩礼，不仅仅是为了让儿子能结婚，更是为了整个家庭在村里的“脸面”和“地位”。儿子娶不上媳妇，父母在村里就抬不起头，会被嘲笑“没本事”，家族也显得“人丁不旺，没有出息”。因此，哪怕明知前路艰难，很多家庭也抱着“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事办成”的决心。这场婚姻，从提亲开始，就像一场漫长的商业谈判，双方围绕房子（位置、面积、产权）、车子（品牌、价位）、彩礼（具体数额、支付方式）、三金（重量、款式）、婚礼规格（酒店档次、席面标准、车队规模）等细节，进行反复的磋商、拉锯，甚至争执。感情基础？共同语言？这些本应最重要的东西，往往被挤到了角落，或者成为最后才被考虑的“加分项”。

　　我听说过邻村一个真实的事。一个小伙花了近七十万娶了媳妇，其中四十万是借的债。结婚后，小两口感情一般，经常为琐事吵架。一次激烈争吵后，女方回了娘家，并提出离婚。男方家庭急了，要求女方退还彩礼和婚礼花费。女方则认为，自己是明媒正娶，也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拒绝全额退还。双方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对簿公堂，昔日喜气洋洋的亲家，变成了咬牙切齿的仇人。一场原本寄托着两个家庭美好希望的婚姻，最终以一场一地鸡毛的官司收场，留给双方的只有债务、伤痛和不堪的回忆。

　　村里的夕阳，把老屋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离开时，又路过那个墙根，晒太阳的婶子们已经散了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几个和大军年纪相仿的男人蹲在那里抽烟，沉默着，看着进村的唯一一条水泥路。路上偶尔有从县城回来的小轿车驶过，扬起一阵尘土。他们眯着眼，目光跟着车子，直到它消失在村子的另一头。没有人知道，那条路的尽头，或者县城楼房的某个窗口，有没有属于他们的一个答案。风穿过光秃秃的枝丫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在替这片土地，发出一种沉闷的、无声的叹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