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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影射》再度制造了五支单曲。每晚从棚里回来，他都兴奋得不得了，把我们全部叫醒，听他当天的录音成果。弗雷迪使出了所有的力气，这时候都快累瘫了也毫不在意。我们提醒弗雷迪这样会减损他的寿命，他表示他一点也不在乎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完成这些作品——他认为里面有几首歌可以称得上他最好的作品。弗雷迪也一直认为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和皇后乐队一起做出来的。弗雷迪和迈克·莫兰依然走得很近，他觉得由迈克来弹《上帝的子民》（“All God’s People”）的键盘会更出彩。毕竟，他只通过了皇家音乐学院钢琴等级考试的三级或是四级。有四首歌显然出自弗雷迪之手，除了《上帝的子民》《我有点疯了》（“I’m Going Slightly Mad”），还有《黛莉拉》（“Delilah”）——弗雷迪的每位情人都知道这首歌写的是他最爱的那只猫。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都惊呆了——怎么会有一个姑娘蹲在弗雷迪的齐本德尔家具上撒尿呢？我想有些人可能会生气，但弗雷迪才不管呢。我们都被逗乐了。第四首是《小瑰宝》（“Bijou”），布莱恩在里面大秀了一把吉他。对了，“小瑰宝”这种歌名，除了弗雷迪，还有谁能想得出来？

　　当然，在伦敦，我们这组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。我们一行六人步调一致，目不斜视，以免引起他人注意，不过我们心里很清楚，周围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。面对着这些从四处射来的视线，我们都竭尽全力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，而那些看到我们的人也拼命想表现得若无其事，好像周围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出现。就像一出精心排演的戏剧，遵循既定的节奏上演着。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必须时刻留神可能出现的麻烦，比如潜在的袭击。因为出了状况弗雷迪被迫离开只发生过一两次，可一旦发生就轮到我们上阵救驾。我就挂过一次小彩。有次我们在美国一个酒吧玩，一个家伙因为不爽弗雷迪不搭理他们，和我们发生了冲突。我的前臂被一片碎玻璃划伤了，留下了一道小伤疤。

　　就拿艳遇来说，弗雷迪邂逅过一个名叫查尔斯的男孩。查尔斯是个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魁北克人，其英文程度之低跟维尼·基尔希贝格有得一拼，让弗雷迪大伤脑筋。查尔斯出局就是因为没有美国版的芭芭拉·瓦伦汀来给他们当翻译！查尔斯曾数次飞到纽约和伦敦去和弗雷迪幽会，虽然他每次停留的时间要长过一夜风流，不过在弗雷迪看来，那依旧与爱情无关。弗雷迪认为“爱”和“性”不可混为一谈。对他来说，“性”是一种发泄的途径，跟吸烟或旅行一样管用又不管用。他的精力极其旺盛，总想找些事情来做。他曾说过，睡觉是一天当中最浪费时间的事情。他讨厌浪费时间，却从不觉得是浪费时间，因为除了工作以外，是他发泄剩余精力的唯一管道。虽说必要时他可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工作（他经常如此），但如果中途不休息，任何人的身体都扛不下来。

　　我甚至觉得，弗雷迪并不相信完美的爱情。常人在初坠爱河时所品尝到的那种美妙的感觉，他可以从自己写的歌中获得。通过描写爱情，他感受到了爱的美妙，让他得以继续爱下去。弗雷迪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爱，最后它们统统兑换成了他描写爱情所需要的情感。他最主要的情绪释放途径就是创作。对于那些敢于对他说“不”的朋友，他会回敬以“冲突”——这是他和朋友们相处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他创作的一大推动力。可想而知，既然在歌曲中就能创造出完美爱情的美妙感受，他又何苦再冒着风险到现实中去追寻？当他拥有那么多的爱和那么多的性的时候，又如何能保证不受伤害？事实上他经常感到大失所望。

　　弗雷迪以“非性”的方式得到了爱。他爱他的朋友。就这么简单。尽管性是愉悦的，但不顾及他人，把所有的爱都给一个人会带来伤害。根据他的经验，要么是情人自愿离开他，要么是他甩掉他们。和爱情有着天壤之别，不应与正义兄弟（Righteous Brothers）所唱的“爱情的感觉”混淆。我断言弗雷迪从未有过“爱情的感觉”。这是男同性恋者特有的现象。男同性恋者不一定要从同一个人、同一段感情里得到爱和性。他们需要的所有的爱都可以从好友那里得到。

　　说到携带现金，弗雷迪很少去需要用到现金的地方。在我认识他的十二年里，我只陪他进过两次电影院。一次是在曼哈顿看《夺宝奇兵》，我付的钱。当时有两帮朋友在互掷爆米花，令他十分兴奋，虽然这意味着听不情对白了。影片精彩处全场的喝彩声也让他非常开心，他原以为在剧场看戏时才有这样的反应。放映过半，一只苍蝇爬进一个正在发号施令的德国兵嘴里（出于某种考量，该片导演、弗雷迪大为仰慕的斯皮尔伯格并未将这一镜头剪掉）。我们正看得入神，前排有个大个子黑人一跃而起，大声尖叫道：“苍蝇！刚刚那男人吃了那只苍蝇！”

　　弗雷迪做梦都没想到，这部德语配音版的电影是没有英文字幕的。他郁闷得都要抓狂了。他会一点基本的德语，问题是片子里显然出现了一些幽默的对白，他一点儿也听不懂，然而他的朋友们都在一旁笑个不停。他甚至有点疑神疑鬼，觉得他们是在嘲笑他听不懂。此外，弗雷迪的无聊阈值非常之低，坐着看完一部他觉得无聊的电影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很少能坐着从头看到尾，所以他对出门观影看戏特别挑剔。一般都是捧朋友的场，只有一两次是因为自己想看而特意去看的——那是因为业界的友人跟他大力推荐了某部戏剧，他相信他们的专业眼光。

　　弗雷迪一般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电影。他从不叫我们帮他租片子，不过他的确有一些预先录下的片子——电视上要播他爱看的电影了，他会叮嘱我们录下来。他看得最多的两部是玛丽莲·梦露的《热情如火》（ Some Like It Hot ）和乔治·库克的《女人们》（ The Women ），他几乎能把后者的剧本倒背如流。拉娜·特纳的《春风秋雨》（ Imitation Of Life ）弗雷迪也很爱看。他喜欢这个片名。至少有两三次，他在影片结尾处不禁潸然泪下：胡安妮塔·摩尔那不听话的女儿（由苏珊·柯娜扮演）由于迟到太久错过了母亲的葬礼，她追着马拉的灵车，试图跳上去抚摸母亲的白色棺材。

　　至于在电视上看电影，弗雷迪从来不会制订观看计划。我和乔会翻看《电视时代》杂志（ TV Times ），看到他可能喜欢的影片就跟他说，比如哪个台将要展播玛琳·黛德丽的电影。他会要我们录下来，因为播出的那个时间段他很可能没有看的心情。如果录的是黛德丽的电影，他很快就会安排时间观影。他的观影搭档通常是彼得·斯特雷克。弗雷迪会突然将周二下午定为看片时间，然后给斯特雷克打电话，如果他有空，他会过来做弗雷迪的伴儿。没有可口可乐和爆米花，他俩享用的是香槟和鱼子酱烤面包。顺便说一句，正是因为崇拜玛琳·黛德丽，弗雷迪才专门请来乔治·赫里尔给《杰作》拍封套照。赫里尔为黛德丽和许多与她同时代的影星留下了传奇般的影像记录。

　　弗雷迪一向认为唱片公司及其代理人很煞他音乐事业的风景。弗雷迪热爱写歌，但他厌恶向坐在桌子后面的高管证明自己的音乐是好的。在我为弗雷迪工作的十二个年头里，我们都看到唱片工业发生了巨变。据我所知，弗雷迪只有一位英国唱片公司的高管朋友，即在百代和德卡担任过高管的肯·伊斯特（Ken East）。弗雷迪和肯的妻子多莉也是朋友。弗雷迪与国会唱片总裁巴斯卡尔·梅农的关系很好，但和他下面的人就没什么交集了。弗雷迪不太擅长和利昂娜·赫尔姆斯利[2]口中的“小人物”打交道，真是一语中的。

　　弗雷迪与唱片公司疏远发生在管理层换血之后，他们比弗雷迪还要年轻。而且朋克音乐开始大火特火，他觉得音乐不该是那样子的。当新晋乐队短暂地撼动皇后在百代的王牌地位时，弗雷迪自然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特别骄傲有一年皇后乐队贡献了百代总营收的四分之一。时至今日，百代的词曲版权管理部门仍然负责为弗雷迪的公司莫库里的歌（Mercury Songs）征收版税。在弗雷迪眼里，百代的词曲版权管理部门就跟银行差不多。百代就是他的自动提款机。

　　弗雷迪对乐队的新闻官菲尔·席姆斯和罗克西·米德很有好感，时常和他们会面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，他要确保这些人的忠诚度。他们会面一般不是商量以后的计划，而是讨论已经发生的事件。乐队接受媒体访问时，菲尔和罗克西往往在场。不过如果是弗雷迪单独接受采访，他希望屋子里只有他和采访者两人。他接受朱迪·韦德采访那次就只有他俩在，访谈登载于1984年2月8日的《太阳报》上。弗雷迪天生不喜欢说谎，也不爱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所以他总是抖出实情，有时候把没必要抖的也抖了出来。独自一人接受记者采访，就不会有人干涉他说话。那次《太阳报》登出来的篇幅比他预想的要少一半。朱迪解释说没办法登出全文，还说有所保留也是为了他着想。有些话比如“我去嗑点药，马上就回来”，登出去对大家都没好处。不过，她在文中强调弗雷迪坦陈自己是个同性恋。有趣的是，这次访谈似乎被大众忽略了，大众仍觉得弗雷迪从未出过柜。

　　至于和父母以及妹妹之间的关系，弗雷迪处理得非常谨慎。他不希望家人被他们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伤害。他们知道的越少，能说出去的就越少。让我解释一下，他当然不希望父母被记者堵在家门口，受逼迫去回他们害怕回答的问题。如果他们确实一无所知，那他们就可以诚实地表示无可奉告。弗雷迪的家人都是非常传统的帕西人，他本能地知道他们无法容忍那些事情。他非常体恤家人，从来不想连累他们。和他们保持距离，也能让他自己免受他们的责难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弗雷迪相当歧视老年人。东西必须是全新的或是古董，人也一样。他不爱跟朋友的父母打交道，不愿意见到他们。不过我母亲住院时，他却送了一束最硕大最漂亮的鲜花给她。他对别人的家庭生活毫无兴趣。除了几个直系亲属外，他似乎再没有任何亲戚了，可就这么寥寥几个家人，他都感到难以应对。跟弗雷迪聊天，会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。他十七岁来到伦敦，此前的岁月他一直守口如瓶，就连在伦敦的艺术学院上学的日子他都很少提及。弗雷迪的人生似乎是从维多利亚路开始的。在那儿，他终于开始做他自己了。